机遇问题。
到了研究所，我才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工作。这里有两个秘书职位：一个协助书记管党务，可我不是党员；一个协助所长管科研，我又不懂专业，不懂装懂，凑合着干，那不符合我的性格。怎么办？不能向命运低头，才28岁嘛！我咬紧牙关，把家务统统推给妻子，用五年时间，一边工作，一边自学了农机专业的大学课程，把自己“改造”成了一名科技人员。这件事，给我自己的启发很大：只要横下一条心，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
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喜欢农业机械，但我也有自知之明，老老实实地在农机研究所和农机局工作了20年，放弃了写作。这主要因为我自身的政治条件不好。而农机，是个又苦又土的行业，制造机具下车间，推广使用下农村，20年间，我跑遍了京郊200多个公社，常年累月与农民和黄土坷垃打交道。既不接近边防要塞，又不涉及机密情报，更没有人来抢这个土饭碗。在政策越来越“左”的时候，农机的优越性就更突出了，好就好在机械并不具有阶级性，我成天跟铁牛作伴儿，不是可以远离****的漩涡么。
“**”开始，我的避风港里也掀起了惊涛骇浪……直到铁牛变成武斗的“土坦克”时，我目瞪口呆了。谁还敢说机械不具有阶级性？
至于我本人，自然是在劫难逃。运动一开始，就被抄家。这使我有生以来第三次感到非常惭愧——对不起研究所的***老将们——我家实在太穷了，让人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抄到了三元七角现金，一条麻绳和一把菜刀。据说菜刀也能杀人，麻绳可以上吊，都属于武器之列。他们用这条麻绳将我五花大绑，装进吉普车，连夜运回研究所去写交待罪行的材料。我忽然发现，衣兜里的香烟和火柴也被搜身时搜走了，便故意大喊大叫：“不让我抽烟，什么材料也写不出！”***老将（本所的职工）毕竟比小将可爱些，知道我烟瘾大，便把香烟火柴物归原主。此事虽小，但在
我一生中是个转折点——从此学会了玩世不恭。
等这种玩世不恭渐渐转化为一种幽默感的时候，我痛苦的心情便求得了可以解脱的药方。我的表妹，就是因为做人太认真，才在运动中被迫轻生的。若干年以后，她的孩子长大了，问我：“妈妈为什么死了？”我曾认真地告诉孩子：“你妈妈缺少幽默感。”
1969年，北京市“***主任”***亲自动员我们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劳动一年以后就挣工分过活了。而且要“四带”：带户口、工资、档案、家属。我便把家中所有的科技书刊资料统统“八分钱一斤”卖给了废品收购站，下乡去傻吃、傻睡、傻干活。开下放干部座谈会时，我乐呵呵地发言：“60多岁的局长也来了嘛，老弱病残都能焕发革命的青春，我30郎当岁儿怕个啥？”
后来，我在一部电影里，写了个农机工程师把自己积累20年的科技资料“八分钱一斤”全当废纸卖掉了，写他当场流了泪，这不真实，也不大胆。真实的感情我知道，他当场应该笑！而且，我还昧着良心编造了一个情节：这位工程师卖掉的科技资料，被废品收购站一位好心的老工人偷偷保存下来，研究所的所长又将这些宝贵资料赎回来，由所长的女儿偷偷地送还给工程师。这更不真实！电影上映时，我第四次感到惭愧——不该欺骗观众！
1972年，我从平谷县农村被调回市农机局工作，但我主动要求，仍然留在农村蹲点。因为我已经结交了一批农民朋友，想用较长的时间把农村“吃透”。领导上正因为派不出人下乡蹲点而发愁，遇上了我这么个傻瓜，自愿长期蹲点，当然一口答应罗。于是，包括下放劳动和蹲点工作，我在平谷县农村一气儿生活了十年。这是我性格中的另一个侧面——并非事事都玩世不恭。直至此时，对文学的爱好并未在我心中泯灭。这些生活积累，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是有用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对自己又进行了一次“改造”，放弃了我根本就不喜欢的农机专业，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电影家协会，并于1980年底调北京作协分会从事专业创作。为了实现这次转业，回到自幼喜爱的文学道路上来，我曾废寝忘食地写了两年。当然，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党的政策调整了，否则，个人努力等于零。
当北京大学和中央戏剧学院请我去讲课的时候，我真想大哭一场。20年前，我多么渴望走进你的教室啊……那就哭吧，哭也是人生的一种权利呀。可是，念头一转，突然想起我出世的时候，已经百无禁忌地哭过了嘛，于是，我便乐呵呵地向同学们作了一点自我介绍：
“本人的前半生，最高军衔少尉，最高职务团小组长；打倒***以后，有幸连提三级，工资高达78元。从来没有犯过错误，却长期低头走路，可惜也没有捡到过钱包。一家四口，住一间14平方米的房子，优点很多，比较热闹，20多年至少节约了1000元房租。每次政治运动都挨整，所以也就从来没有整过别人。”
还没讲课，仅仅这半分钟的开场白，就博得了全场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