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一两本新书，从此，我的背包里就再也没有棉被了——一块雨布裹的全是书。我热爱文艺，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幻想着战后能够进戏剧学院去学习。于是，我利用战斗间隙，写了一个反映中朝军民战斗友谊的独幕话剧《一家人》，军文工团居然演出了，还得了甲等奖，发给我奖金10万元（旧币），我全部买了书，而且自认为有戏剧天才了。紧接着我又写了一出反映部队生活的湖南花鼓戏《送背包》，得了战士业余汇演一等奖；写了一首歌词《坑道之歌》谱曲演出后也得了奖。自此，我骄傲了起来，更想进戏剧学院去“深造”了。这时，我还大胆地向国内杂志投稿，居然登了几篇，包括老舍同志主编的《说说唱唱》也登了我的小作品，画家苗地同志还用我的叙事诗《***水为什么碧绿》绘了连环画……我简直有点想搞文艺创作了！就在这时候，老舍同志来到了朝鲜，狠银地批评了我一顿，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很有教益。
那是1953年10月，我从报纸上得知老舍同志作为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的总副团长，来到了朝鲜战地。我在某师司令部工作，估计见不到他，就写了一封信，委托军文工团的同志转交。在这封信里，我把前面说过的自己在文艺上所谓的“成绩”罗列了不少，然后提出了一个错误的要求——请他设法送我进戏剧学院去学习。虽然当时已经停战，而且组织上也动员参了军的高中学生回国报考大学，但是二爹却回信严肃地批评了我。他信中写的几段话，语重心长，我一直记到了今天！他写道：“你要是真的喜爱文艺，想写东西，那就必须打下深厚的生活底子。你正年轻，到底是进戏剧学院好？还是朝鲜战地大学好？对于搞文艺创作的人来讲，哪一个机会更难得呢？……谁想当作家，都好，拿出货色来！这事，只能自己从战斗生活中提炼，别人帮不了忙。”他在结尾写道：“大年，我已是55岁的人了，不还是要到朝鲜来，向***同志们学习吗？你应十分珍惜这战斗生活环境啊！”
“文艺学徒”
过了半个月，老舍同志在军政委的陪同下来到了我们师。我们师部驻在五柳洞的一座山上，每个科都住在自己挖的挺宽绰的防空洞里。在一片高大茂密的赤松林中，我们还盖了一个半掘开式木结构的礼堂，有舞台，经常演出文艺节目，台下也铺着光滑的地板，可以跳舞。老舍同志和赴朝慰问团的部份同志，与我们师的营以上干部和宣传队的同志们，就是在这个礼堂里开的联欢会。他们来之前，我就听说，老舍同志虽然患有寒腿，但还是拄着手杖坚持着爬上了我部最前沿阵地马良山，深入到战士们当中去慰问大家，并且进行战地采访，体验生活（回国后，他用这次采访的素材，写了《无名高地的战斗》一文）。因此，我早就渴望见到他了！我在想：***的部队多得很，而他恰巧来到了我们师，也许二爹是想看看我吧？但是，我只是个排级干部，不够资格参加这次师部的联欢会，这可怎么办呢？我正急得抓耳挠腮，军政委派人来叫我了，说：“老舍同志在咱们军有个侄子，是你吧？快来！”我欣喜若狂，跑进了礼堂，大家都在跳舞，一名宣传队的女队员，正陪着老舍同志跳慢四步哩，只见他精神奕奕，舞步虽小而慢，却跳得很好、很高兴。一曲舞罢，师宣传队的孙副队长（他也是北京人，是老舍同志许多作品的热情读者）赶紧提议：“请老舍同志给咱们说个笑话好吗？”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二爹又用他那幽默的地道北京话，一连说了两个笑话，大家的笑声像热浪般地涌来，我也跟着大笑了好一阵子。
军政委拉着我的手来到老舍同志面前，我立正行了个军礼，叫了一声“二爹！”他就从头到脚地打量我，然后把目光停在我的胸前——我左胸佩戴着红边黑字的“中国人民***”符号，上方还有四枚朝鲜人民民主***颁发的银质军功章（我真有点不好意思了，这可不是我自己要戴的，而是为了欢迎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光临，队列科规定我们戴上自己的奖章）。二爹看着点了点头，感慨地说：“你就是大年哪！七年没见，长成了大高个儿啦！”他拉我坐在身边，又说，“你都长胡子啦！不，还不能算真正的胡子，只能算一层茸毛。”我赶紧说：“在二爹面前，我永远是个孩子。”他高兴地笑笑，却又说：“哦，是个孩子，不是个作家！”我窘得脸上发烧，低下了头，只听他亲切地说着：“我给你回的信，是请你们政委看过的，他也表示同意我对你的批评。不知道你想得通吗？怕你想不通，所以老惦着来瞧瞧你呀！”我立刻说：“想通啦！”又把自己的思想，详细地报告了一番，听得军政委都笑了。最后，二爹与我达成了个“协议”——我还是要坚持业余习作；他则是不论多么忙也一定帮我看稿子。然后，我才高高兴兴地回去睡了个香甜的觉。
1959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还念念不忘地想搞戏剧工作，二爹说：“好吧，我介绍你到人艺去，帮着搬搬布景，当个文艺学徒吧！”说实话，这一次我可真的想不通了——怎么熬到现在还要当“文艺学徒”呢？于是我干别的工作去了，间或也写些诗文，送给二爹看，他都百忙分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