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八的北方大汉误认为洋人了。
“我想配一副好点儿的眼镜。近视、散光，要大镜片，可变色的。”
“谢谢！”
“能配吗？”
“谢谢您的信任！由马小姐陪您去验目。”
这个女营业员听我说的是北京话，便用广东官话与我交谈。我知道广东有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广讲官话！”果然不假，这位女营业员的官话讲得实在不好听，但她讲得如此认真，斯文多礼，我和梅君也就不忍心笑话她了。
马小姐把我领进了验目室。
“请坐！”
她用同样不好听的广东官话对我说着。我刚坐下，又听到一声“谢谢”，谢什么呢？我有点纳闷儿。想了一下，才弄明白，原来连我入座她都要谢谢呀！
先用电子仪器测目，随后又动用了各种度数的验光镜片和视力表等等一整套玩艺儿。这些招数儿并不新鲜，在北京也是一样的。所不同者，马小姐的动作极其轻巧、敏捷，始终面带微笑，像只笑面猴儿般地在我身边跳来跳去；又极耐心，连我自己都认为已经很合适、很满意了，她却不肯罢休，继续挑选着更合适的镜片让我试用……足足测试了半个小时（在北京的眼镜行验目则不超过三分钟）。
“我太高兴啦！”她擦着汗说，“总算为您选到了最合适的镜片和加工的数据！”
“麻烦你啦！”
“不不，为先生服务，是我们的天职！”
当我从验目的座位上站起身来时，马小姐又诚恳地说了一声“谢谢！”
走出了验目室，我情不自禁地计算了一下，自从进得店来，生意尚未成交，两位女营业员已经郑重其事地说过四次“谢谢”了！
“你们太客气啦，马小姐，应该是我谢谢你呀！”
“不不，先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呀！”
我已经不觉得她的广东官话难听了。而且，我们虽然以“先生”、“小姐”相称，我却从心眼里觉得和她是同志。退一万步讲，至少在“配一副合适的眼镜”这一件事情上，我和她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而在我的故乡——北京城里眼镜行的那两位女营业员，虽然说的是地道的乡音，却是真正难听的语言啊！至少在“配眼镜”这一点上，她俩绝非我的同志。其实，我（一个素不相识的顾客）与她们这几位天南地北的营业员之间，除了“配眼镜”这一点之外，还有什么相干哩！
陪着我的梅君也受到了感动。他曾多次出国访问，此时悄声对我说：“这里的服务态度超过了东京。”
马小姐又在忙乎着为我选择眼镜架了。她先后摆出来十几种样品，不是任我挑选，而是架到我的鼻梁上，由她和梅君仔细地商讨着，用小姐和作家的审美眼光来替
我挑选，向我推荐。
说起来也怪可怜的。我这个人天生的方头大脸，几十年来竟然没有戴过一副稍为宽容点儿的眼镜——跑遍了北京、上海，也买不到一副横向尺寸够宽的眼镜架。只好忍气吞声地常年带着那种统一规的国产小眼镜，好像生了一对儿小小的母狗眼。特别是脑袋两侧太阳穴的部位长期受夹，夹出了两道深深的沟；鼻梁上也压出了两个小而深的凹坑。让人脑袋去适应商品的尺码，真不明白这是哪家子的“刑法”呀？据我的亲身体会，戴小眼镜比“穿小鞋”还难受。
今天终于选到了合适的货色。镜片是从美国进口的超薄型可变色大块镜片；镜架是香港造的，两支耳腿不但结实，而且装有弹簧，可以自动调节宽窄。晤，提起了美国和香港，使我想起不久以前，一位北京朋友说过的话，“深圳特区已经有点儿资本主义的气味了！”那么，我今天对深圳配的眼镜如此满意，是不是也受了“资本主义气味”的熏染呢？且慢，同志哥，大可不必为我担心。30多年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曾真刀真枪地跟美国兵打过几仗，立过四次军功，我们是胜利者！难道今天就被这一副薄薄的镜片征服了么？况且，镜片本身又不带阶级性，戴在谁的眼上它就为谁服务，它，何罪之有？
我倒是在想，国产的通讯卫星可以被送入宇宙高度“定点”同步运行，为什么国产的眼镜和国营的眼镜行却如此不争气呢？
马小姐和另外那位女营业员已经为我结帐了，材料费和加工费共计136元。这数目相当可观。但我和梅君都没感到惊讶，相反，倒是觉得应该花这笔钱。我慷慨解囊付了款。
“谢谢！”
这次是女声“二重唱”，优美动听，笑容可掬。她俩真会做买卖呀！
其实，自打我们跨进商店门槛的第一步，她俩热情而周到的服务态度，已经决定了我的这笔钱非花不可啦。我心里也跟明镜一样，明知道这营业额越大，她俩的奖金提成也越多。什么是“资本主义气味”？这明明是“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嘛！
走出店门，我笑着说，“周瑜打黄盖。就算被她俩敲了竹杠，我也心甘情愿。比在北京花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