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我就把这一摞大茶碗交公！嗐，摆衣服摊儿也不容易呵，风吹日晒，无冬无夏，赔了活该，所以赚了也活该！哪碗饭是好吃的？美术学院缺不缺**模特儿？谁给介绍一下，姑奶奶我去！脱光衣服往那儿一坐，比穿着衣裳站大街省劲儿。”
经她姐儿俩这么一嚷一骂，我才发现，年轻人的气儿也不顺。晚上，两位男性个体户拿着烧鸡、烧酒走进我的小耳房，要聊聊。
“社会上瞧不起老师，就来个老师节，咱没意见。可这老师刚有了一丁点儿地位，何苦又反过头来踩挤我们，瞧不起我们哩！”
“别这么想，”我劝着，“张老师他们也没说什么嘛。”
“说啦！那天几个学生到他家来补课，张老师就大嗓门儿说过：中学毕了业，一定要上大学……否则，当了待业青年，再站到街上去卖大碗茶，不但给家长丢人，母校也不光彩！”
“哦？……那也别往心里去，这只是他个人的看法。譬如，我就不那么看。”
“一样！你们文艺单位办舞会，单单不准我们个体户进去！好象我们都是小流氓……”
“哦？……不会吧！”
“哦个啥！北京就是不如广州开明。公开卖舞票嘛，十块钱一张，咱哥儿们掏得起！”
另一位啃着鸡腿，大口喝烧酒，闷声闷气地说：“咱个体户就是没地位！有钱都没处花……”
地位……唉，原来这年轻的万元户，也认为自己丢了点儿什么。
“你们作家协会要不要资助？”他眼睛一亮，狡黠地笑笑，“吸收我当个作协会员，哥
儿们一次性捐款：五千！干不干？”
这种慷慨，使我暗自吃惊。夜里，吃惊变成了愤慨，5000块钱就能买一个作家，我的天，谁敢说作家不值钱！
朋友，请原谅，我不便提名道姓，然而，我愿发誓，这种事儿是真的，不是编的。
北屋里佟家历来讲究吃。今年把酱肘子都淘汰啦，专门倡导吃鱼，包括虾米、海参、新鲜蔬菜、南美洲香蕉，为了保健，不论价儿。结果在全院落了个“天天过年”的话把儿。可是，佟大爷也认定自家丢了点儿什么东西，心里忿忿然。我们都是满族，容易套近乎，几次聊天便把他的话儿套了出来——这是我的职业病，专门爱琢磨人。
原来，他整整打了八年官司，终于大获全胜，从本院南倒座（我现在住的）这间小耳房搬回了北屋。三大间呐，全是四梁八柱的青砖细瓦房，丈八进深，座北朝南，门高窗大，君临全院。豁亮，痛快，胜诉，房归原主，人争一口气啊！
佟大爷是去年八月八号收回北屋的。这有明证：房契的大红印就盖在“8月8日”这几个字上。他越看越爱，甭提多高兴啦。八是个吉祥的字眼儿，八月八也就是黄道吉日——逢八则发。您瞧，马拉松式的官司虽然劳力伤神，却是打到八年头上就胜诉了！当年多尔衮也是仗着八旗兵打进关来的呀。八好！赶紧摆正了八仙桌，八只红木小方凳，八角座钟，八仙过海的成套泥人儿，切成八瓣的红瓤大西瓜……这才猛然发现，全家八口不团圆。……唉，要不是当年的“***”逼迫咱家迁出大北房，又动员孩子们上山下乡，如今咱家老少三辈儿不又凑出来个“八”嘛！
归还这三间北房的时候，房管所派人重新裱糊了，从顶棚到四壁，一白落地，相当漂亮。可是，从那挤挤**的小耳房里往这边一搬东西，顿时显得空空荡荡，怎么摆也占不满这三大间了——佟大爷从此认定是丢了东西。后来，把女儿女婿叫过来一起住，还是有点空得慌。儿子在外地工作，回不来……又把小耳房租给我当写作间，佟大爷心里仍然窝着一种失落感。
失落感，是我们文人杜撰出来的新名词儿。佟大爷老公母俩的感觉则是丢了什么东西。究竟丢了什么？啥时候丢的？当年抄家时候丢损的东西，该还的还了，该赔的折款赔了，早就结啦；如今又退还了三间大北房，心里本应产生一种充实感呀，怎么反而觉得发空呢？
被这种失落感紧紧蒙住心窍的，是南屋里的黄处长。此公今年刚离休，虽然“提一级”享受了厅局级待遇，出门看病或者检查身体什么的都可以叫小汽车了，他却觉得自己丢的东西比谁都多。他的妻子甚至觉得丢了丈夫；子女觉得丢了爸爸。否则，唉，在这年根底下，何须自家花钱去买烟、买酒、买茶叶哩！
在我们这个比天井大不了多少的小小四合院里，家家都添了几“大件”，都有几张定期存款单和活期存折——这些贵重物品一样也没有丢，然而，人们心里的天平却是倾斜的。您究竟丢了什么？谁也说不大明白。连我这个深居简出的笔耕者也受了传染，说不清自己丢了稿纸、墨水还是钢笔，又确确实实感到自己也吃了亏，想发发脾气。
回首往事，忽有一得之见：也许咱们大家正在被迫抛弃一些早就应该丢掉的东西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