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出世前的两个月，祖国大地上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爱阅讀l○ve?ueDu.С〇М|这就注定了我有一个苦难的童年。别人为什么生下来就哭？我不知道；但我出生第一件事就是大哭，颇有道理。
我出身于北京一个教师家庭。据说我的祖先是300多年前跟着多尔衮打进关来的，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从《百家姓》里选了这个“赵”字。这件事，“查三代”的时候我实在说不清楚，只能建议“专案组”的人去提审我早已入土的祖父。又据说，我有三个哥哥都夭折了，所以我的名字叫大年，并非生于大年初一，而是父母想让我多活几年。我惟一的弟弟叫大业，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一个无能，另一个自然应该做一番大事业。他现在是建筑工程师。中国的建筑业已经上马，至少还要兴旺一百年，弟弟是不会失业的。
由于母亲是小学校长，我读书甚早，五岁上学，可是六岁就赶上了“七七”事变，从此变成了一个小难民。十四岁以前，坐车乘船，有时干脆是徒步，我已经跑遍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大半个中国。什么日寇的***，狂轰滥炸，百万难民的湘桂大撤退，瘟疫流行，哀鸿遍野，等等，我都见过，或亲身受过。这些死里逃生的灾难，给了我第一个教育，而且终身“受益”——不论再遇到什么磨难，我也不以为奇了。
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五年，这是一段相对稳定的校园生活。南开的功课、体育、学生的社团活动，当时是很著名的。仅以话剧为例，天津南开的“新剧团”就带了头，我看在中国的话剧史上也应写它一笔。南开至少给了我三条好处：坚实的功课底子；喜爱文学、演戏、打球、游泳、唱歌，以及身高一米八十。虽然南开“默退”（不挂牌的开除）过我；我仍然感谢母校给予我的启蒙教育。
1949年重庆解放，我十八岁，就从学校直接参加了野战军。两年之内，父母病故，弟弟参军，我们那个四口之家便不复存在了。
我在部队生活十年。包括湘西剿匪一年，抗美援朝四年。我打过仗，立过四次战功。但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以及小知识分子的种种小毛病，始终是个挨整的对象。直到1957年，这年国内发生了什么事，任人皆知，但我却“福星高照”，正因病住院，又在医院里谈恋爱，而且谈昏了头，什么“鸣放会”都没参加，因此而“漏网”一年。人家觉得不能就这样便宜了我，便凑了点平日的材料，终于在1958年底将我“复员处理”回家。使我感到惭愧的只有一点——我实在是无家可归，只**着头皮回到原籍北京市待业（请原谅，当时人间还没有发明“待业青年”这个词儿）。
1959年，我28岁，全年待业，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学系。或者中央戏剧学院，可惜，事不如愿，我的女儿呱呱落地，彻底粉碎了我升学的梦想。我是没有“复员费”的，几百元“安家费”怎禁得坐吃山空！“贫而为文”，我连续发表了不少小说和诗歌，靠笔耕糊口。这又是因祸得福吧？它使我在文学上得到了一些锻炼，建立了一点自信心。那时发表文章，需进行“作者情况调查”。为了一首长诗，北京市文联主席老舍先生亲笔写信给《新港》编辑部：“作者是一个可靠的青年，与我相识多年了。此信权作一证明吧。”结果还是不行，非要“组织证明”不可。我只好去求转建委员会。幸亏他们工作“马虎”，没看我的档案，就开具证明：“该同志系复员军人，政治上无问题。”我的作品才得以问世。
使我第二次感到惭愧的事，颇有戏剧性。我曾
借用妻子范季华的名字改编过六本“小人书”，皆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采用，每本可得几十元稿费，也可顶一月工资用。该社责任编辑老周同志因此常与“范季华”通信，夸她文字优美，鼓励多多写作。20年后，老周作为《广州文艺》的小说组长来京组稿，特意到家看望老作者时，才发现“范季华”原来是须眉！我赶紧设酒赔礼。他却揪住不放了——这也是我六年来连续给《广州文艺》写了三个短篇和三个中篇小说的原因之一。为那六本“小人书”，我用六篇小说“还债”，这也是人生的一段插曲吧。
虽然部队对我作了不大公正的处理，我还是热爱它的，平心而论，我是在革命军队里长大成人的。十年生活不算短。何况又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哩。在部队，除了战争和艰苦环境的锻炼之外，严格的集体生活，毫不容情的纪律，政治理论学习，以及对小知识分子过火的思想改造等等，不论你事后怎样褒贬，它还是在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它影响了我的性格和气质，譬如，拿得起，放得下，决不婆婆妈妈。
1959年底，我到北京市农机局报到的时候，遇上了一位爱才的人事处长。本来，研究了我的档案（那里面必定写了许多很糟糕的玩艺儿），是打算叫我当伙食管理员的。我不愿意，又不敢拒绝，灵机一动，就送给她四本杂志——上边刚发了我四篇小说。两天以后，女处长果然改变初衷，派我到农机研究所去当秘书了。此事对我后来的道路影响较大；也使我懂得了人生还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