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是因为我对住房的事儿特别敏感吧，所以……浮想联翩。↙↙шшш.lσveyùedū.cōm↘↘
一户五口之家的农民，住一幢广东人称之为“别墅式楼宇”的房子，面积约200平方米，造价3万多元，在深圳特区的附城渔民村大队已经普及了（占总住户的90%以上）。我们在深圳市管辖的蛇口区、沙头角镇等别的农村，也见到了许多这样的农舍，据导游的同志说，大多是这两年新建的。
不是火柴盒式的小楼；而是多层次、多阳台、多回廊、多面采光、玲珑剔透的小洋楼。不是红砖清水墙；而是水刷石墙面，乃至五彩瓷面砖贴敷的外墙。不是四棱见方的门窗和廊台；而是方、菱、圆、椭圆、宝瓶、盾牌、月洞等美术线条组成的图案。不是纸糊的窗户；而是钢架密封窗、大块钢化玻璃、轧花玻璃、彩色窗纱和尼龙布窗帘儿。不是土坯或枣针围墙；而是水泥花栏院墙和油漆的铁栅门……这种房屋，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被称为“花园洋房”；在八百年古都的北京城，从前没见过，现今的“部长楼”也比不上，只有城东的使馆区才新建了百十幢吧。然而，在这里它是农舍！是渔民、农民们个人所有的，独门独院、独家独户居住的农舍！亲爱的朋友，这不是吹牛，而是我亲眼所见的现实。
这些农民、渔民，是靠走私发了横财吗？不是。全靠劳动致富。我在深圳新园招待所巧遇梁信同志，他刚到大山沟里去作过详细调查，说那些山民一不过境，二不出海，全凭双手劳动，在专业承包的形式下，种植粮菜水果，养殖猪牛鸡鹅，“万元户”比比皆是。我也询问了附城渔民村大队的收入情况，1981年人均分配为2530元。建一幢小洋楼，社员户交现金1万元，那两万余元则由大队统筹支付。可见，社员富，集体更富。
同行的谢璞同志，在长沙虽然有“三室一厅”的单元住房，对农民的小洋楼也惊羡不已。我说：“你这个省文联副主席，住房可不如社员呀！”他笑了：“岂只住房不如……”于是，他又追问我家的房子了。真是“哪把壶不开单提那把壶”呀！说来惭愧。我这四口之家，一间14平方米的无瓦泥顶平房，外加小厨房一个，自然只能彼此埋怨几句了。其实就是发发牢骚吧。大女儿23，她的床顶上常漏雨，所以她的牢骚话儿便是：“咱这房，大雨大漏，小雨小漏，外边晴天，屋里还漏！”二女儿21，当工人，所以常常挖苦我，说：“作家，就是坐在家里写文章嘛。可你连个书桌也没有！我们钳工还有个钳工案子哩！”妻子今年40多岁，她的牢骚又不相同：“咱们家呀，唉，老的不老，小的不小，挤在一屋，唉……”至于我这个一家之长嘛，觉悟比她们稍高一点儿，就公开向电影厂和杂志编辑部的朋友们声明：“有房就是娘。谁给我提供一间斗室，只要能放
下一床一桌一凳，我就为谁写字。”于是乎敝人便溜了，在北起黑龙江、南迄广东的辽阔大地上，处处为家，五年多了，四个春节不回京，曰之“躲年”。
富有同情心的谢璞听了，颇感不平，说：“作家只要求一张书桌，这是最起码的工作条件嘛……”
我还是乐观的，告诉他一条亲身经验：“桌子的多少与文章的多少，既不成正比，也不成反比，而是关系不大。”
牢骚发到此为止。顺便申明一点，我并非买不起书桌，我买得起两张，或者十张，只因为这书桌既不能放在床上，也不能放在床下，所以还是暂时把钱存入银行好。今后一定要买的！买个“一头沉”，不，买个“两头沉”的大写字台，还要买几个书架……
我曾在京郊平谷县下放劳动锻炼和长期蹲点，一气儿整十年，上上下下熟透了。平谷的农民，在京郊15个区县里是最讲究盖房的，没过门的新媳妇儿除了“相亲”之外，还要“相家”，其实就是看房，男方如不事先盖好一至三间新瓦房，那媳妇儿双泪一流便要退定（金）的。平谷县的姑奶奶（15岁以上大小姑娘的统称）有句口头禅：一嫁军，二嫁干，就是不嫁庄稼汉。然而，庄稼汉也有一张王牌——盖个“四破五”的新瓦房。何谓“四破五”？四梁八柱的四间瓦房“破”（隔）成五小间。北京人论房子，不讲平方米，而是论间数，一间，大约14平方米。谁家的儿郎拥有“四破五”，那竞选能力就很强了，姑奶奶们准能爱上他，甚至由他挑。因此，作父母的庄稼人，为了给儿子娶个媳妇儿，谁也逃不脱盖房的劳累和责任，通常情形是“紧三年，备三年，欠三年”，才能完成一栋“四破五”。这紧，自然是全家紧缩吃穿；备，是准备砖瓦木料、沙石白灰，以及请客送礼，求干部批给“宅基地”；欠嘛，则是还债，钱债、粮债、盖房帮工的劳务债（社员户盖房是互相帮工、换工，不支工钱，却要管饭，吃肉喝酒，所以新房的烟囱冒烟之后，主人是要逐年还债的）。有些“多子多福”的父母，竟然要从大胖儿子呱呱落地的当年就开始“紧、备、欠”了，如果有三四位“犬子”，哈哈，作父母的只能鞠躬尽瘁，至死方休。可见，衣、食、住、行，这个“住”字也颇恼人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