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有人便堂而皇之地提出了“先治坡，后治窝”的革命高见。实在是亏心呀，我在平谷县劳动和蹲点期间，身为下放干部，也不得不向社员们宣传此种革命高见，尽管我自己很想有个能放得下一张书桌的窝。当时，大约是十一二年前，京郊在使劲宣传王国福同志的“长工屋”，组织大家去参观。我有幸被组织去接受再教育，得知王国福是一位农村基层干部，他生前全家人始终住在一间低矮阴湿的“长工屋”里，只为革命种田，不为自家盖房。王国福当然是好
样儿的。可是那种大张旗鼓的宣传，所造成的声势及后果，却是个形而上学的悲剧。你嫌房子挤吗？三世同堂不舒服吗？你要申请盖房吗？你家里还想摆一张书桌吗？那好，干部只消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请你学习王国福！
如果这样便能把衣食住行之中的“住”字勾销，那可真变成灵丹妙药啦！应授予特级发明奖。但是，今年不盖房，明年不盖房，二三十年不盖房或少盖房，自然就积累出了个“住房难”。当今领导要扭转此种比例失调，也须有很大的魄力和恒心吧。
平心而论，王国福的长工屋曾经感动过我；今天，深圳的新式农舍小洋楼也感动了我！不知道这两种感情（说确切些是豪情）在同一个脑袋里是怎样融合起来的？检讨一下思想根源，我是个“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跨过江”的人，亲眼见到许多战友流血牺牲……我敢断言，这些战友，一定乐于见到农民们住进小洋楼！
感谢编辑部同志们的热情邀请，今年又来广州，而且到深圳参观，实在兴奋。早就听过不少有关经济特区的传闻。今天亲眼看见了这些拔地而起的高层楼群，到处都在加紧施工的繁荣景象，新辟马路上川流不息的各式汽车和它们扬起的黄土尾巴，以及中外合资工厂、超级市场、著名酒家、宾馆别墅、展览馆、画廊、乡村俱乐会、水库度假村……虽属走马观花，心里却凝成了两个字：亮点。是呀，这儿是我们经济起飞的一个亮点！我毫不怀疑导游者的预言：深圳，将在短期内建成一座最现代化的城市。
我对同车的粤籍女作家小何说：“假如我会广东话，又像熟悉北京那样熟知广州，就申请到深圳来住10年。”
“为什么？”
“为了写一部长篇小说，50万字，或者150万字，从这生机勃勃、尘土飞扬的建设写起，一直写到她超过广州、上海和香港！”
“能超过吗？”
“当然！后来者居上。”
“10年就能超过？”
“那就住20年嘛，或者更久些，你也不一定再搬回羊城了呀！”
旅伴们笑着。我悄悄观察，小何真有点儿动心了哩。是呀，大文豪曹雪芹只能描绘封建社会濒临崩溃的荣宁二府；尊敬的茅公，他在蜚声中外的传世之作《子夜》里也无法预言今日深圳。“小何，树个雄心，写深圳起飞还要靠咱们这些晚辈后生呀！”
听说，有些早年跑到香港去谋生的人，如今又自动迁回深圳来了。为什么？因为香港社会不安定，生命财产无保障，加之栖身棚户区，远不如这边的农舍小洋楼好啊！
我突然想起了“安居乐业”这四个字。谢璞也有同感，他说，来穗近一月，没看见吵架、打架的，也没听说谁被扒了钱包。是啊，乐业、安居不可分，妄分先后近愚庸！别忘了小洋楼的辩证法哟。
1982.12于羊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