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问题，足足开会研究了几个钟头，决心难下，“咱是首都哇！”“首都的一举一动都将产生特殊的影响！”最后还是把火柴提价一分钱的问题推到了国庆以后再办。
我由衷同情这几位市级领导。“京官难当”嘛。但我希望他们对待火柴也公道一点才好。我想，他们一定不知道，北京国营菜市场的大虾已涨到44元一公斤，国营饭店的茅台酒100元一瓶。当然，普通百姓可以不吃大虾，不喝茅台。不过，5000盒火柴才抵上一瓶茅台酒，我总觉得有欠公道。
有人说我的秃顶是用脑过度造成的。像火柴这样的小事，何必由我这个无权的文人去作如此长期细致深入的研究哩！这当然是我在犯傻罗。他瞧，我甚至还在同情那几位市级领导，他们为火柴涨价问题操心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不知会不会因此而脱发？
我长期研究过的第三个问题是房子。此事真是一言难尽，我曾经怨恨过自己为什么是人而不是蜗牛——天生就背着一间房！
20多岁的时候，我们小两口儿在北京租了一间房，万万没想到，等两位千金出世并且长到20多岁了。我家还是这一间房。
那时候北京市出了个大名鼎鼎的模范人物王国福。他一家三代七口人，挤住在一间矮小阴湿的“长工屋”里。王国福当了干部不忘本，仍然不盖新房也不向上伸手要房。此事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首都，立刻就被北京市*****主任***等人抓住不放，发文件登报纸，编歌演戏，大肆宣传。“革命舆论”造足了之后，还要组织成千上万的干部去参观学习，“****”。我有幸被组织去了三次，效果是嘴上贴了封条——还想要房吗？请你学习王国福！
当时还有一位从大寨晋京的大干部，公然提出响当当的
革命口号“先治坡，后治窝”，进一步从理论上阐发了“长工屋”的精神和三世同堂四世同堂之必要，其威慑力更强。
不错，那是历史。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则是现实。长时期不盖房或者少盖居民住房所积累下来的问题，也够当今北京市***挠头的了。
新时期以来，北京每年都要新建住宅数百万平方米，成群成片的居民楼拔地而起，然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或者说还没有走上真正解决住房问题的正道。
我对房子问题的敏感，首先直接来源于我那间无瓦的泥顶平房。它给了我丰富多彩的感性知识，文学的素养。大雨大漏，小雨小漏，外边晴天，屋里还漏。屋里摆着八九个大盆小罐，叮叮当当，高音低音，赛过催眠曲。经常挪床，搬箱倒柜，苫雨布，可以减肥。一个雨过天晴的星期天，我所在单位市农机局的局长坐小汽车到我家取讲话稿，还剩个尾巴，我正俯案疾书。他坐等。我女儿赶紧走到局长身边，当然是在屋里罗，站着给他打伞半小时。局长大人一言不发。
我很伤心，便将此事如实地写成小说，发表之后送给局长一册。过了几天，他笑呵呵地对我说：“写得很真实嘛！”
1980年底我调到北京作协当专业作家，成天趴在家里唯一的饭桌上写作。女儿为我鸣不平：“我们工厂，钳工还有个钳工案子哩，您也该有个书桌呀！”我并非买不起书桌，只因为屋里实在没处放，既不能摆到床上，也不能放在床底下嘛。有人给我出主意，便舍着脸请作协一位领导来家吃饭。饭后，她提了个合理化建议，吓我一大跳：“房子实在是小一点儿，你买个双层床吧，腾出个地方来放书桌。”我赶紧冲着她笑：“谢谢！这真是个好办法。不过，双层床也难买，请领导上帮帮忙吧！”
“好，我帮你打听着点儿。”她的态度还是真诚的。
三年以后，领导上组织我们讨论什么是人道主义？我立刻想到了妻子常嘟哝的一句话：“唉，咱们家呀，老的不老，小的不小，挤在一屋里，唉！”我终于发了火，大声说：“请到我家里去看看，您就懂得什么是不人道啦！”
于是，我得到了两间房，总共23平米。把两个女儿塞进一间，而且立刻买了一张书桌，发了几封电报通告亲友：“赵大年53岁进入了有桌阶级。”
又过了两年，新的矛盾继续发生。大女儿结婚一年多了，分不到房子。仍在“打游击”，28了还不敢要个孩子。我们市文联今年有一幢小楼竣工，我想再要一间，真是人心不知足啊！私心太重。
此事又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文联的这幢小楼，除拨一部份给“拆迁户”之外，仅剩20个单元，上百户申请，怎么分配？整分了半年还没分下去。于是便出现了“分房比盖房还难”的绝妙局面。
此事使我联想起王蒙小说《高原的风》里的一段精彩文字，写的是一位中学教师申请住房的情景：“经过了一系列的申请、扯皮、推托、变卦、变脸、摊牌、虚惊、奔走、等待、失望、再等待和再希望之后，他终于拿到了这个单元房门的钥匙。”可见此种绝妙的局面，教育界也有。这篇小说里写的另一位女教师，家里有一张三层床。
为什么文教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