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十五天药水用光，又等了十五天，还是一根毫毛也没有增加。当医生的妻子居然劝我再买一瓶，“在戒烟戒酒……的情况下再试一个疗程吧！”我没听她的。甚至怀疑她是否参加了那个医学学会？
大凡文人都有一种傻气，时不时地就会犯傻。这种傻气对于写散文写小说是有好处的，可使你保持一点童心，天真、纯洁、可爱。如果人世间连点傻气都荡然无存了，岂不可悲？这回，我依然犯傻，对妻子说：“人家讲得明白：有效率为97%。我大概就属于那3%吧！但愿大宝牌生发灵对于别的病友还是灵验的。”
一天，《当代》杂志的副主编章仲锷告诉我，他们的主编孟伟哉买了一瓶大宝牌生发灵，结果也不灵。我说：“他也属于这3%。”
数月之后，老章大笑着说：“可以写篇有趣的散文了！”
“怎么？你发现有谁长头发了？”
“不！大宝牌生发灵是假的。报纸上已经揭发了。”
“电视台的广告哩？那个现身说法的秃头，不是长出头发了嘛！”
“他原本不是秃头，先录了像；剃成秃头，再录像。然后这么颠倒一下次序，向全国播放。”
我愕然了：“医学会的证明呢？”
“走后门搞来的！”
我这次真的感到头皮发痒了，不知道是不是要长头发的前兆？
现在，我真希望*****再播一次广告，就像报纸上常见的那种“重要更正”一样，揭露假药炮制者和假秃头的卑劣嘴脸，以证明假秃头比真秃头更难看！
我进行过长期细致研究的另一件小事是火柴涨价的问题。由于我吸了30多年香烟，几乎天天用火柴，所以对火柴这小玩意便有了深切的了解。这决不是吹牛。
物价上涨，表面看来不是好事；但若不准涨价，就会限制生产发展，阻碍改革。这是经济学的大问题，物价改革的大问题，应由赵总理和经济学家们去论述。我只为火柴鸣不平。您想想，什么都涨价，惟独不准火柴涨价，这多不公平！
自从我学会抽烟的时候开始，火柴就是两分钱一盒。此后，香烟可是经常涨价，都涨疯了，上月在成都的烟摊上一打听，一包过滤嘴“云烟”，竟然要价四元五角。实在令人胆寒肝颤，真算不清它比30年前涨了多少倍（虽然那时没有过滤嘴）。国营商店的牌价没这么蝎虎，但却长期缺货，除了高干“特供”之外，普通百姓谁个买得到官价的“云烟”哩！即使是官价，它也涨了好多倍。
据说国家有政策：烟酒不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多涨价也无妨；火柴却是家家户户天天要用的，所以不准涨价。
不准涨价，就真的不涨了吗？
我愿出庭作证：30多年前的火柴，是长支的；后来说是为了节约木材，改成了短支的；短了1/3，仍卖两分钱一盒，等于涨价。从前的火柴，每盒约装110支，鼓鼓囊囊；后来变成了每盒90支，70支，装不满一平盒，拿的时候必须小心，如若竖着拿，就会像拉抽屉似的一吐撸，“小抽屉”自然滑落，撒一地火柴，费事往回拣吧。这又是一种涨价儿。还有，火柴的质量逐年下降，木杆的材质变次，药头也蘸得不饱满，我数过，一盒之中总有几支至十几支断杆、小头或无头的火柴，划不着，也是变相涨价儿。
更有甚者，是火柴缺货。1981年我去广州，偌大的城市买不到火柴，被迫买打火机用。据说火柴工厂生产得越多越赔钱，只好惩罚老百姓了。不久，广东省火柴提价，三分钱一盒，虽然一次涨价50%，总比缺货好得多呀！此时我因事到长沙，发现长沙也买不到火柴。据朋友说，本来还有，但是邻省一提价，湖南的火柴就“流”到广东去了。后来湖南也调了价。
回到北京，火柴问题更有趣。一是市面上买不到两分钱一盒的，要凭户口本每户每月供应半包（五盒），二是打火机大量上市，几块钱乃至几十块钱一个，坏了还没处修；三是“高级火柴”敞开供应，六分钱一盒。长杆，大药头，盒面图案印刷精美，一扁盒却只装30支。质量相当好，可供外宾使用。一支火柴能连续点燃两三支香烟还烧不到手指头；火柴杆又经过药水处理，燃过之后自动变成一条黑色木炭，不掉火星儿，不小心也不会烧地毯，实属“信得过”的优质品！外宾有的是洋钱嘛，六分钱只相当两美分，还不是两分钱一盒吗？反正北京的火柴没涨价儿，比广东、湖南等省市物价平稳。但我这个天天用火柴的烟客心里明白——我的实际帐目如下：抽屉里放着七八个没处修理的坏打火机，还要经常使用六分钱一盒的不烧地毯的高级火柴，尽管我家里和我工作的场所从来也不铺地毯。
我多么希望北京的火柴也卖三分钱一盆呀，那样，不仅买着方便，我还可以省钱。也不会烧坏地毯。可惜，北京市这种物价平稳的局面一直维持到了1984年，就是不准火柴涨价儿！又是据说，市委或者市政府几位领导干部，在建国35周年大庆前夕，为了火柴等几项关乎家家户户的小商品涨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