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人间的头一件事便是大哭。〖?爱阅读m.〗听见了我的哭声，守候在产房门口的父亲非常高兴！助产士也高兴地向母亲祝贺。然而他们全都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并不是为了讨别人高兴才哭的。我为将要经历的一生磨难而放声大哭。
不久，我学会了笑，他们又很高兴。同样的误解……
半个世纪以后，搞文学讲座，青年学员递条子问：什么是幽默？
幽默是舶来语。我说，中文里没有对应的词儿，喏，滑稽、讽刺、诙谐，调侃，揶揄，嘲弄、挖苦、戏谑……都不合适；林语堂先生才选用了两个谐音字——幽默。虽说是音译，但从字义上看，这两个汉字还是选得很巧的。
学员不满足，“那，究竟什么是幽默呢？”
“这么说吧，”我实在找不出精当的语言来给幽默下定义，“人世间有些事儿能活活把人气死；有些事能让人恨死；有些事把人冤枉死；有些事把人愁死……你就是真的去死了，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连死都不能解决，还有解决的办法吗？有！那就是笑。这种超越了痛苦和死亡的笑，就是幽默。”
我顿了一下又说：“幽默是强者的声音。”
课后，有好事者找到家里来，非要我讲点儿具体事例不可。我只能坦诚地解剖自己了。纯属真人真事。
婚礼
我是1957年结婚的。婚礼选定于星期六的晚饭后。
当时社会风气甚好，不兴送礼，更谈不上摆几桌喜酒啦，所以“人约晚饭后”。
我很清高，为这终身大事只花一块多钱买了个玖瑰色的花瓶，妻子折来几支野花。她是陆军医院的护士。医院暂借给一间民房，一桌一床。我从营房骑车驮去自己的一条军被。
我并不穷，也不吝啬。少尉军官，工资78元，每月汇出30元去供两位因家庭出身不好而离队的战友读大学，剩下的钱仍然花不完。那时吃碗肉丝面只要8分钱。听说家乡北京要建“八一拖拉机站”，我当即捐款100元，手头儿很宽。您别误会，因为领导上很少表扬我，我便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利用一切场合进行自我表扬。
妻子是15岁就参军的中学生，长江航道局总工程师的女儿，单纯得像一汪泉水，脑子里根本没有要“彩礼”和“嫁妆”的概念，作新娘连件新衣裳都没买。但她却懂得，父亲是香港大学毕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是九三学社的成员，所以必须“划清界限”——连结婚的事儿都不告诉家里。
然而，就在婚礼的这天早晨，宣传科李科长通知我参加师政治部的全体干部大会。一上场就对我展开了猛烈的揭发批评，直到中午12点。最令我吃惊的是，这些出生入死的战友们，怎么会突然之间全都翻脸不认人了呢？而且声色俱厉，个个都有说词儿！休会时，政治部主任宣布：下午继续批判。
我没吃饭，赶紧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婚礼延期。
“为什么？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大年，你千万不要瞒着我呀！”妻子吓坏了。
“政治部开我的批判大会。全天……”
“批你什么呢？”
“什么都批。”
“咱们还能再见面吗？”她哭了起来。
下午的炮火依然猛烈。临散会时，李科长说，赵大年今天不结婚了。政治部主任却发了脾气，用他那南腔北调的老干部口音，指着我的鼻子骂：“小鬼，乱弹琴啊！为啥子不结婚嘛？新娘子会伤心的。你的结婚报告是我批准的嘛。听话，去结婚！”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赶忙又给妻子打电话。闹得她啼笑皆非。晚饭后，战友们骑自行车跑十多里路，与女方的军医护士们共百余人，自带花生瓜子、糖果香烟，热热闹闹地参加我俩的婚礼。
李科长是男方的主婚人，他致词说：“……这是一对儿多么美满的革命夫妻呀！”白天狠批我的战友们，此时报以极热烈的掌声，许多人红了眼圈儿。
我真想大哭一场。突然想起刚出生时已经哭过了，就没有哭，而是学会了笑——一种从未体味过的笑，比哭还痛快的微笑，笑着为来宾们唱了一支又一支革命歌曲。
新婚之夜，妻子追问：“他们到底批判你什么呢？”
我笑着说：“鸡毛蒜皮。我什么错误也没有！”
可是我必须五更起床，天不亮就骑车往回赶，于星期日继续接受全天大会批判。
至今我也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子事儿？只能瞎猜：也许是用我这个小布尔乔亚“练兵”，发动群众揭批一通“试试看”，看揭发出来的材料够不够格？也许是师首长念在我自幼参军，多次立功，不忍心下手？也许是上级配给的“**名额”已满，用不着我滥竽充数了？总之没有给我戴上帽子，拖到“**”才当上“漏网**”。
抄家
1966年8月，也是个星期六的深夜，北京市农机研究所的一帮***老将（不是可爱的小将）串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