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稻草。不久，他也参了军，却是去新疆。
我随部队去湘西剿匪一年，然后参加***北上抗美援朝。此时我的母亲和父亲相继病故，连句话儿也没给我留下。
然而，母亲的那句话我却记得很清楚：“咱家是难民，甚么也没有。你的父母都是教书匠，只有一条：我不准你落在别人后边！”
1945年春天，我们逃难到重庆歇马场的时候，真是一贫如洗啊。父亲曾说：“家图四壁唯有书！”这些书，是从大学图书馆借来的，母亲就是图书馆的馆员。每逢寒暑假，我都可以获得一种特权——拿个小板凳儿钻进书库里边去任意翻阅图书。有时也帮助母亲登记、整理新书，用胶水粘好破损的旧书。爱读书和爱护图书的习惯是从小养成的。
在南开中学的时候，星期日可以出校门，我的大部分时间是站在书店里。沙坪坝是重庆的文化区，小街上有不少小书店，我们这些穷学生买不起书，就站在书架前立读。我可以一口气站立几个小时读完一本小说，不知累也不知饿。当年，***先生还写过一篇文章《赞立读者》，文中叹道：有钱买书的人不读书，拼命读书的人买不起书。
抗美援朝初期，我无书可读了。这因为我所在的***部队入朝较早，军事行动必须保密，我们身上不准携带有中国字的东西。毛巾上印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部分剪掉，胶鞋上“中南军区后勤部制造”的字也用火筷子烫掉，连中文歌都暂时不唱了，遑论中文书哩。
1951年春，也是“五次战役”之后，朝鲜战争进入对峙状态，“***”以北的交通和军邮系统恢复了，我们这些学生兵（仅重庆南开中学参加我们这个军的学生就有数百名），便又想方设法地读书了。我当时是正排级文工团员，每月有10万元（旧币）津贴费，几乎全部寄给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邮购部，立了一个帐户；他们也按时给我寄图书目录，想买什么，在目录上画个勾，填上帐号，下个月就能收到新书。万一买不到的，譬如《牛虻》这本书，我就写信给老舍先生，由他女儿舒济寄给我。
我很快又拥有许多书了。读书的时间很充裕，譬如住在坑道里，整天不出去，别人打扑克、下象棋，我就埋头读书。换防，转移，都是夜行军，白天挖个掩蔽坑睡在山上，这更是看书的好时光，免得坑道里的小油灯熏眼睛。如果是撤到二线休整，那更是敞开读书的好机会了！我们军文工团的男女团员，大多是20岁左右的小知识分子，有贪玩儿的，有追求进步而成天抢着干活儿的，也有偷着谈情说爱的，像我这样埋头读书的傻小子，全团百余人中挑不出几个来。我读了一本《杰克·伦敦传》，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说这样就比每天工作8小时的人延长了一倍生命。我便向他学开了，除上级安排的排练工作之外，自己还坚持夜晚在防空洞里读书，坚持每天工作、学习16个小时。半月之后大病一场，在团小组会上挨了一顿狠狠的批评。不过，从此我便养成了开夜车的坏习惯，年轻时夜读，后来是夜间写作，一直到今天也改不了。
最大的困难是书多了背不动。“五次战役”之后，朝鲜战争还在非常激烈地进行着，行军打仗是常事儿，只不过没有入朝期那种大进大退的运动战罢了。“兵不兵，八十斤”——行军时我们每人要负重80斤呀，一段就要走个百儿八十里呐。没当过兵的人也懂得“千里不捎针”的道理嘛。几十本书怎么背？我只好轻装——除了武器、粮食、鞋之外，能扔的我都扔了，譬如，抗美援朝4年，我就没有棉被，雨布裹着的背包里全是书。而且不叫苦，不领新棉被。冬天也是这样，棉袄棉裤“吞吞吐吐”——棉袄往上拉半尺，捂住脖子；棉裤住下拽半尺，包住脚；头戴棉帽，腰裹棉大衣。所谓“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大概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吧？
有些书读完之后为什么不扔了呢？不行。这时我已在军部（后来我又调到师部）联系了10来位拼命读书的同学战友，大家都买书，而且交换着阅读，所以都有背书的义务。实际上我们已经自发办起了一个小小随军图书馆！
在朝鲜4年时间，我获得4枚银质军功章，23岁回国时，算了算，我还利用战斗空隙读了200多本书，平均每星期读一本，哈，比上学读得还多。这正是我应该上大学的年龄啊！因此我就把这4年称作“我的抗美援朝大学”了。
参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义务和光荣。母亲如果在天有灵，也会谅解我这一次自愿失学吧？
1959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了故乡北京。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归”呀。此后又去学习工科大学的课程，那已属于成年人的补课了。成年人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这个习惯我将永远保持下去。前年我在一篇散文里说：现在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出现了信息和知识爆炸的局面，我又面临着一个知识更新的艰苦历程了。
****.12.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