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经历，也确实大大丰富了我的知识宝库呀。
来到了***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我们住在了躲避敌机轰炸的郊区歇马场。我14岁了，考入重庆南开中学，第三次重读初中一年级。母亲的教育计划连连受挫，但她并不泄气，依然望子成龙。父亲半开玩笑的说：“大难不死，就有希望成材嘛。24岁大学毕业，跟我一样，并不算晚呀！”
天津南开是闻名遐尔的私立学校，且因为有***、曹禺这样的校友而绵上添花。1904年，参加过甲午海战的大个子水兵张伯苓回到天津，痛定思痛，决心“教育救国”，创办了南开学校；“五四”运动后，进而创立南开大学。1936年，张伯苓看透了日寇侵犯华北的野心，便提前派人到重庆近郊的沙坪坝买了一片山坡地，建立重庆南渝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南开大学并入西南联大，迁往昆明；中、小学部分则迁沙坪坝，改南渝中学为重庆南开中学）。我对南开和老校长张伯苓先生的了解，这信息来源仍是我的父母。在我出世之前，我父亲曾任天津南开中学的教务主任，母亲是美术教员，他俩在南开谈恋爱，结婚，主婚人就是张伯苓先生。
我和弟弟先后进入南开中学读书，也是一种缘份吧。当时它是国统区第一流的好学校。四川人都说，“娃儿乖，读南开”，许多要人和名人的子女，都是兄弟姐妹全家“读南开”的。譬如***、杨森，或者晏阳初、老舍，他们的子女皆与我先后同窗。还有姚蓬子的少爷姚文元（“**”中我挨斗的时候，幸亏没有找他帮一把儿）。
南开的学业要求极严。张伯苓有两个绝招
儿，一日“校园主义”，就是把两千学生统统关在校园里，以保持纯洁，不与旧社会同流合污。私出校门者记大过一次，三次大过就开除。他“执法”严明，南开中学曾因挂牌（公开）开除***的少爷而名声大噪。尽管如此，也未能与外界隔绝。以我为例，在南开读书5年，至少私出校门50次，也被抓住记了大过，但我还是偷着买过许多极便宜的桔柑吃，特别是双巷子的担担面，加耗子肉的红油抄手（馄饨），醪糟鸡蛋，磁器口的椒盐花生，价廉物美，继续培养着我这记吃不记打的性格。
二日“扇煤渣儿主义”，形象得很，就是升炉子的时候要把碎煤渣儿扇净，只留好煤，通风透气，火才烧得旺。这办法用到教育上，可把我们众多的南开学子整苦了。喏，以男中部为例，初一招新生5班，初二变4班——自然淘汰1/5！初三变3班，又淘汰1/4。换言之，并非功课不及格才淘汰，而是引进了“优胜劣汰”的法则——也不对，说准确点儿，人家平均80多分，你这70多分的就被淘汰了！待到初中毕业时，几乎个个是“品学兼优”的尖子。高一又招5班，包括本校升上来的3个班，如此这般地再“扇”一遍，待到高中毕业时，这3班学生（如果念得起大学的话）考大学几乎是“百发百中”。
以此配合其“校园主义”，校规可谓严厉得很。再就是注重体育，体育课不及格者开除。
南开中学的绝招儿很多。学生一律住校，早晨天不亮就起床；整理内务和洗漱之后就跑步到大操场作早操；赶到课堂上一小时早自习；列队进食堂吃早饭（一日三餐都是列队进去，固定座位，8人一桌，食堂内不准说话，10分钟必须吃完）；上午4节课；下午两节课；然后是南开著名的“三点半”——一律轰出教室去进行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或学生社团活动；晚饭后自由活动一小时，上晚自习2小时；洗漱，上床，9时熄灯，查铺。
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南开中学的校园生活，简直像兵营。一天之中我们有9个小时在教室，3个多小时有组织的课外活动，9个小时有监督的睡眠时间，合法的自由活动仅一小时；以一昼夜24小时计算吧，还剩下2个多小时虽然自由，却也必须用它去解手、洗漱、洗衣服、阅读课外书刊。成年之后，每每回想起这段校园生活，我对张伯苓老校长和南开的教师们总是充满了钦佩和感激之情！对10多岁的青少年，还是管严点儿好哇。
我有幸在张伯苓先生“扇煤渣主义”的南开中学读书5年，不仅被“扇”得品学兼优，幼小的心灵里有了竞争意识，而且还“扇”出了个健壮的大个子兵来——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0天之后我便自愿参军了。
我的抗美援朝大学
这次是我自作主张，违背了母亲的教育计划，自愿失学的。此事虽然给我内心带来了许多痛苦和终生遗憾，但决不后悔。
我报名参军之后，当天赶回百里之外的歇马场向父母辞行，在家只待了一小时。母亲一边哭着一边给我做午饭。父亲只说了一句话：“孩子大了，路由他自己走吧！”可是谁也没料到，这一走，竟是永远的诀别。
当晚赶回沙坪坝，连我住校的弟弟也没告诉一声，卷了简单的行李就到江北解放军驻地报到去了。第二天清早，上了一艘缴获的美造登陆艇，从嘉陵江进入长江，顺流而下……弟弟闻讯追到江北时，只见到了我们睡过的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