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惊可叹的是我年轻好胜的母亲，她居然辞了工作，撇下父亲和弟弟不管，在耒阳城里租了间小屋，亲自陪着我读书来了！她白天给我做饭，领我上医院换药，晚上给我补习功课，什么活儿都自己干，就是不准我辍学。
为此事父母之间也闹僵了。僵到什么程度？我说不清。但是父亲不到城里来看我们。母亲却说，你爸当校长（湖南师范专科学校），忙得很。
耒阳是个古城。自从母亲来了之后，领我去医院，有时也上街逛逛，讲讲“地理课”和“历史课”，我才知道，一千四百多年前，号称凤雏先生的庞统在此屈居县令，百日不理政事，刘备派张飞来检查他的工作时，耒阳就出了名了。再往前推，城里还有蔡侯祠和蔡子湖——蔡伦造纸用的沤麻坑；往后算，城边又有杜工部的祠堂和杜甫墓（虽然仅是衣冠塚）。我真佩服母亲，她如何知道得这么多！
母亲租的这间小房，就在蔡子湖边，紧挨着蔡侯祠。她常领着我在湖边散步，背课文，看荷花。
如果不是上帝的安排，谁也料想不到，12年之后，我作为一名***——解放军的青年军官，又回到了耒阳。又在蔡子湖边散步，唱歌，跟陆军157医院的女护士谈恋爱，而且，天呐，后来我们结婚的洞房就是医院拨给的一间紧靠蔡侯祠的民房，距离母亲租用的那间小屋只有几步之遥！然而我的母亲已经过世，她和父亲前后脚的走了6年啦。当年她说过一句话：可怜天下父母心吧！是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我多么想向您当面报告一番我的学业啊。
还说那一年吧，母亲逼着我带伤读书，结果事与愿违，我患了肺结核病。母亲傻了。父亲也急了，立刻把我们接回小水铺。父亲毕竟是父亲。他下了命令，不但要我退学，而且叫我在这青山碧水的农村好好玩一年！
这是一次彻底的玩儿。摸鱼，吊青蛙，爬树掏喜鹊，养猫，养狗，上山拣蘑菇，打一种大核的酸枣，爬树去摘能洗衣服用的皂角，还学会了游泳——虽然那种姿式被贬为“狗刨儿”。
当时治肺结核没有特效药。父亲说，是新鲜空气治好了我的“肺痨”。母亲则变着法儿给我做好吃的，以增加营养。这一年我猛然蹿高了大半头，腿脚有力，皮肤黝黑，学会了打架和骂人，再也不是文弱多礼的病秧子了。如果事后认真总结，还有一条重要经验，那就是不读书。
这一年是我第二次失学，但对健康，对发育，也可以说对我终生有益。否则，若干年后我怎能长成一米八十的大个子哩。再说蝎虎一点儿，如果我矮于一米**（姑娘们管这戏称为三等残废），谈恋爱都失去了选择权呀。
我12岁了。还有一段隐私可以公开，那就是躲在大门后边跟地主的女儿亲嘴玩儿。因此，小水铺又增添了许多可爱之处。
张伯苓的“扇煤渣儿”
母亲被迫修订了她的教育计划，对我说：“病也好啦，功课也荒啦，只能重新再念初中一年级……不过，你要认真念书，21岁还可以大学毕业！”
她惟恐父亲再让我玩一年，便狠着心，领着我和弟弟到湘桂铁路线上的一个大站冷水滩去投靠我的五姨，因为姨父是那里扶轮中学的校长，又是个毕业于东京帝大教育系的极严厉的教育家。当然，还有个大原因，这是1943年了，日寇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已开始大规模的反击，在太平洋战争中占了上风，切断了***（与它侵占东南亚的远征兵团）的海上通道；日寇已经蓄谋打通粤汉铁路这条陆路，那么，粤汉线上的耒阳也就很危急了。父亲是一校之长，不能去，只好让母亲带着孩子先走。我当然不懂得这个大的时局背景啦，但父母懂得，不说罢了。
来到冷水滩，我又念了一年初中一年级。然后便是第3次失学——“参加”了数百万难民绵延千里的湘桂大撤退。从湖南的冷水滩到桂林、柳州、独山、贵阳……以后又到重庆。
这是一次惨绝人寰的难民撤退。火车3天乃至30天才挪动一小站；我们弃车徒步逃难；散兵游勇和广西的民团土匪恣意烧杀掳掠；尸横遍野，又遇瘟疫；日本兵竟然打到我们前边去了；为了不当亡国奴，鬼子兵在公路、铁路上走，我们几百万难民在山上走；我至少遇到过一百次土匪，甚么都抢光了，也就不怕土匪再抢了；岂只不怕，难民变成了饥民，看见土匪就追，几万难民追进村寨，任你打杀，却像蝗虫一般，个把小时就把一切都吃光，留下千百具尸体，难民的长龙大队又浩浩荡荡地向着“大后方”挺进了！
关于1944年的湘桂大撤退，没见哪位作家把它写成书。我整整等了40年，不敢埋没这一段悲惨历史啊，便以亲身经历写了一本长篇小说《大撤退》。在此就恕不赘述了。哪位朋友愿意了解一下全人类战争史、宗教史、乃至民族迁徙史上规模最大、死伤最惨的这次大撤退的话，不妨自费购买拙作一本，并乞指正。据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存书不多，欲购从速。
这一年，是我第4次失学。如若抛开众多的惨痛事儿不说，那么，能有这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