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书老舍二字，在我这个作晚辈儿的来说，是不恭敬的。爱.+阅.+读打从我记事儿的时候起，就管他叫二爹，这是北京人的称呼，就是二叔。他并不是我的亲叔叔，但这也无妨，反正是挺亲近的。他如果还在人间，今年该是整80岁了。近年来，剧院接连重新上演他的话剧《女店员》、《茶馆》等等；出版社在排印他的书，多种刊物也在不断发表他的文章和诗歌；北京的群众在街头巷尾谈论着自己的作家，因此，我打心眼里觉得，二爹还活着哩！是啊，他还在龙须沟的大杂院里跟市民们谈心，他还在人艺给演员们说戏，他还在书桌前写稿子——当那只花猫卧到稿纸上不肯走的时候，才点燃一支香烟，休息片刻……他还在人间！至今还在歌颂新北京啊！
幽默的语言
记得周扬同志曾经称赞人民艺术家老舍是语言大师。这话很中肯。他的小说，特别是描写北京地方的话剧，语言之生动、准确，真是字句珠玑，掷地铿锵！又写得那么符合人物的身份，听，祥子的话就只能是祥子说出来的，虎妞的话就是虎妞的，程疯子的话就是程疯子的——如果不是被黑旋风欺负到了家，他就不会说这样的“疯话”！这些人物呀，各有各的脾气禀性，台词全是自己的腔儿，一句话、一个字，念起来准上口，连抑扬顿挫都写出来了。关于这一层，是广大读者、观众和演过他的戏的演员们所公认的，不用我多说。
我本来不大懂得什么是幽默。现在回想起来，二爹日常生活中的谈吐，就是很幽默的语言。1946年，我在重庆南开中学念书的时候，读了《骆驼祥子》，暑假就领着弟弟从家里步行20多里路，到北碚来向二爹请教：“祥子现在还活着吗？”他认真地告诉我：“活着！也逃难到重庆来啦，就是重庆的路不平，他没法拉车，改行抬滑竿啦！”由于他是绷着脸说的，我也就信以为真了。这天午饭，胡絮青二婶捏的是碎子油韭菜馅包子，我走饿了，一口气吃了七八个，二爹怕我撑着，就小声地像说秘密似的告诉我：“孩子啊！咱可还有下顿儿哪！”说得满桌子都笑了。其实，二爹二婶他们家，当时生活也很清苦，并不是经常都能吃上白面的呀。我见过一位作家给二爹题的纪念册里，就有这样两句：“换他肉二斤，写稿三千字。”记得有一次，来了客人，二爹就找出来一套旧西装，悄悄地拿到街上去卖了，然后才买了点酒菜，可巧遇上一个卖猫头鹰的，大概因为他爱猫，或者是嫌四川的耗子太多，就把猫头鹰也买回来了，惹得全家大笑，以后都当笑话说。
二爹喜欢说笑话，常用笑话抨击时政，或批评当时一些拙劣而冗长的文章。那时的重庆，有些个所谓的“作家”，专捧***的臭脚，写了些又臭又长的滥文章，还登在报刊上，谁也不要看的。一次，我听二爹当着多人的面，讽刺那种所谓的“作家”，讲过一则《王大妈的裹脚布》，大意是：有一位老爷子，岁数越大越怕死，规定家里的人一律不准说“死”字，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就用“喜”字代替。一天，三个女婿来给他拜寿，在寿筵上逐个说几句吉祥话儿。大女婿先说：“我祝岳父寿比仙鹤，能活千年！”老爷子挺高兴，可是想了一下，问：“那么，一千年后呢？”大女婿答道：“就喜啦。”老爷子生了气。二女婿赶紧说：“我祝岳父寿比仙龟，能活万年！”老爷子转怒为喜，又间：“一万年后呢？”二女婿只好说：“就喜啦。”老爷子还是不满意。轮到三女婿了，他最会奉承，认真地说：“我祝岳父大人长寿，就好比王大妈的裹脚布一样——永远不喜（洗）！”
还有一
则《白脱弗来》，他说：英文管蝴蝶叫“白脱弗来”（Butter-Fly），第一个单字是奶油，第二个单字是飞，形容蝴蝶像奶油飞起来一样好看。可是老蒋一打内战，咱们中国人的“白脱”就全都“弗来”了！
朝鲜“战地大学”
当蒋介石的特务暗杀了闻一多、李公朴之后，老舍同志被迫出国讲学去了。等他回国时，我又参了军，因此有几年音信不通。在朝鲜战场上，当我在平壤附近幽密的松树林里第一次看到电影《龙须沟》的时候，非常高兴！就连夜给二爹写了一封信，可又不知道地址，灵机一动，就寄给了《****》——请他们代转。信里，我提了一个（当时我感到最迫切的）要求：想得到一本刚刚出版的小说《牛虻》。过了不久，他的大女儿舒济就给我寄来了，真使我和我身边的不少***青年战士们喜出望外！我们在坑道里如饥似渴地轮流着阅读。（顺便说一句，我的一个现在当师政委的战友，去年在北京相遇，谈起了短篇小说《班主任》里的谢惠敏不敢看《牛虻》时，颇有感慨地说：“咱们在坑道里不是抢着看《牛虻》吗？并没中毒，照样打仗、立功！”）二婶胡絮青还给我回了信，信里说：“二爹非常关心你！在我们的记忆里，你还是南开中学时候的小模样，可现在竟然是一名***战士了！……你还在学习的年龄，今后有什么困难，缺什么书刊，随时来信吧。”当时，我只有20岁，把每个月领到的津贴费，全数寄给北京王府井的新华书店邮购部，几乎每月都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