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七次到湖南了。爱阅读Шww.loveYueDu.?om从第一次到长沙算起，42年过去，也是“弹指一挥间”啊！
潇湘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叫我到长沙来修改一个暂时称为《青果黄花》的剧本，来得十分匆忙。正月初七由北京飞到上海，与我的合作者震遐老弟商讨了一天修改方案；又去拜访了刚拍完我的电影《车水马龙》的老导演鲁韧同志；初九一清早就经南昌飞抵我阔别23年的长沙了。啊，长沙！当客机在盘旋下降，我一眼认出了浅黄色的湘江时，我在心里默默地喊道：“湘江！你的弃儿又满怀激情地飞回来了！”
《青果黄花》写的是新老厂长交换班的故事。那新厂长好比尚未成熟的青果；老厂长又像傲霜的菊花。是呀，我的祖国正处在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伟大转折时期。而早春的江南，也恰是新柳绽绿，细雨濛濛的季节。步下舷梯，淋着毛毛雨，握着朋友热情的双手，我一下子变得年轻啦！像当年一样……我离去时，只有27岁……
目睹“长沙大火”
谁都有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年华如流水，却又因为凝聚了许多甜酸苦辣的记忆，好比在小溪中钉下一些木桩，不会随水流失。记得我初来长沙，也是从北京（那时叫北平）出发，在天津坐上英国招商局的轮船，经过青岛、上海、厦门、汕头，在香港小住，然后从广州乘火车北上进湘的。为何要去绕这么一个大圈儿呢？因为那是“七七事变”的第二年，日寇侵占了华北，陆路不通。
当时我才七岁，只记得家住长沙大王家巷，不久又搬到了小吴门附近。据我的妻子（她是个医生）说，童年的记忆，虽不完整，却最牢固。看来这话是对的。我清楚地记得大王家巷的那所房子，二层楼，都铺着地板，楼梯也是木质的（这种以木结构为主的房屋，在北京是不多见的），院子里有树，树旁边还挖了个简易防空洞，一拉警报，大人就牵着我和弟弟往里钻；有时警报解除了，我跟弟弟还躲在防空洞里玩。楼上住着房东，他家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叫大毛，经常讥笑我的北京话，一次，她问我院里的山茶花叫什么？北京没有茶花，我更叫不出名字，只说了个“花儿”，她笑得像只喜鹊，以后就索性管我叫“花儿”。一次，不知为何故，楼下的孩子跟楼上的孩子吵架了，我曾堵住楼梯不准大毛下楼，理由是楼梯属于楼下的住家户。如此争端，孩子们还认真地向大人告状，要求评判楼梯究竟属于谁……还有一次，睡午觉的时候，大毛光着脚丫从楼上悄悄下来，躺在我的床上，要我讲鬼故事……过了一会儿，她又眨着圆眼睛对我说，妈妈和爸爸都是睡在一张床上的，等以后长大了，她要和我一起“当妈妈爸爸”！
可惜的是我不久就因水土不服，住进了湘雅医院；出院时已经搬家住到了小吴门。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大毛，那个圆眼睛的“细妹仔”。说来也奇怪，以后每次到长沙，我都无例外的想起那个大毛来！我甚至想过，要到大王家巷去看一看，哪怕偷偷地看一眼那幢木结构的二层楼哩……可是这个打算始终没有实现，包括这次又来长沙，也没有找出任何实际上的理由来说服自己去一趟。人们常说，文人重感情。此话大概不错，我就是一个嘛！也许会有那么一天，我退休之后，白发苍苍，拄着手杖，走进大王家巷，果然认出了那栋木结构的二层楼，果然打听出来一位也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婆，而她童年的奶名叫大毛……算了吧，我宁愿让那圆眼睛的小女孩永远活在我的心底，切不要被那白发老太太所取代……
迁居小吴门不久，就遇上了震惊全国的“长沙大火”！据说是“日本兵已经打到了捞刀河”；据说是***要“焦土抗战”；据说，后来蒋介石也不得不找替罪羊——枪毙了“长沙警备司令”等几个“惊慌失措的将领”。但是啊，事实上，“焦土”有之；草菅人命有之；“惊慌失措的将领”有之，而且蒋介石就是头一个，“日本兵打到了捞刀河”却没有；正的“抗战”也没有！
年仅七岁的我，对此事知之甚少。但我也是一个“长沙大火”的目击者。我亲眼看见***军警张皇地沿街纵火，根本不顾房中有人！我清楚地记得那满城火光，难民们哭声震天，扶老携幼沿江南逃。抖动的湘江闪烁着红光，数十丈高的火舌砥着黑沉沉的夜空……。
回到了耒水之阳
母亲拉着我和弟弟逃难到了桂林，又遇上了日寇的“大轰炸”……。去年12月初，广西影协在桂林举办了一次“电影剧作家漓江聚会”，邀我与会。因为桂林刚映过我的《玉色蝴蝶》和《琴童》，不久，《桂林日报》的记者同志就非要我给报纸写篇散文不可。我答应了，可是写什么呢？晚上
，住在山水秀丽的阳朔，我又想起了罪恶的“长沙大火”，以及此后的难民生活……对照着眼前居住的（豪华的）甲山宾馆、榕湖饭店；联想着白天的泛舟漓江，笑语欢歌，我真是百感交集啊！给报纸写点什么？有了，就给青年读者写点儿我亲身经历的难民生活吧！也许有的青年朋友不爱看此种文字，说它仍是“新旧对比”，歌